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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亭北侧湖边的雕塑名为“怅望江头”，表现的是大中十年，李商隐在长安游赏曲江时写下暮秋独游曲江的情景。他独立江头，无限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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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示意图。
徐燕孙明皇并马图。
曲江池航拍美景。
大唐芙蓉园大唐追梦演出。
曲江池畔“元白梦游”雕塑。
大唐芙蓉园“紫云楼”。
韩老夫子有些不高兴！
他一不高兴，写出了描写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
原诗题为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看题目即知，惹他不高兴的人是“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
无论如何，在当时官任吏部侍郎且是文坛领袖的韩愈老夫子面前，“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既是下官，又是晚生。可这个晚生下官一点儿都不给韩吏部面子，约好了同游曲江，他竟爽约不至。
这样的相邀，无论放在当年还是现在，多少人都会早早地前去恭候，但轻狂的“白二十二舍人”竟然没来。所以韩吏部很不高兴：你到底因何事不肯来啊？！
其实，白居易就住在曲江附近，唐朝诗人里数他最爱往曲江跑，数他写的曲江诗词最多，达30余首。常常“春傍曲江行”“题于曲江路”，诗中“曲江”二字常直呼出口：曲江相近住、曲江春意多、如到曲江头、还忆曲江春；曲江池畔杏园边、独绕曲江行一匝、曲江西岸又春风、曲江亭畔碧婆娑……
但此次，后起之秀白居易白乐天就是没给文坛领袖韩愈韩昌黎面子。
而韩昌黎也不愧为中唐时之文坛领袖，一首略带责备的七绝居然就写出了盖绝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有此一句，至少在写曲江的诗词竞赛中，韩老夫子就压倒了写曲江数量最多的白乐天，成为现存三百多首唐人曲江诗中影响最大的名句。
不错！迄今流传下来明确写曲江的诗词多达三百余首。而收录进全唐诗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又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了足迹。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高适、王昌龄、贾岛、孟郊、李商隐、岑参、杜牧、刘禹锡等，不一而足。
距今1100多年前那个被称为大唐的时期，那个大唐时叫“曲江”的地方，有太多的诗词、太多的盛雅、太多的故事。
曲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
曲江，从秦汉时起，就和帝王皇室密切相关。
提到曲江，不能不说到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
历史上的曲江区域，位于汉唐长安城东南，地处少陵原和乐游原之间，是一方在原间洼地上因有泉自涌而形成的天然水塘池沼。
2200多年前的秦时，此地名隑洲，直译为河岸曲折的汀州。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咸阳南秦岭北麓之地为游猎享乐的上林苑，并在隑洲修建苑中苑宜春苑。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仍把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尚武好猎的汉武帝大规模扩大了上林苑操练武备，东南的离宫别馆宜春苑也予以全面整修，并疏凿扩大了涌泉水源。因此地泉涌兴旺，流水屈曲如广陵之曲江，遂改隑洲名为曲江。今天，西安的曲江南湖尚有汉武泉遗迹。
汉武帝在开凿泉源、扩大曲江水面的同时，还在四周广植花草竹木，使宜春苑盛况空前。在上林苑游猎时，常常是先到西端的长杨宫，再回驾至东端的宜春苑休憩宴乐。司马相如随武帝游猎后作哀秦二世赋如此描述：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
此后，中兴西汉的宣帝刘询又在曲江池北之高冈处“起乐游苑”，建“乐游庙”，这处地势较高的冈原也因此得名乐游原。
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决定在已残破不堪的汉长安城东南另建都城，并将新都的城郭布局、皇宫衙署等悉托城市设计大师宇文恺负责。
宇文恺根据地理形胜，设计并督导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新都。针对东南曲江凹陷地带，他巧妙地将城墙东南作直角向内弯曲，将曲江北半筑于城内，南半更大的凹陷地带隔于城外，并对凹陷进一步开凿加深，建起隋文帝亲自命名的皇家禁苑“芙蓉园”。
大唐初期也多承隋制，在接收隋所营建的新都后，将芙蓉园继续作为皇家禁苑，城内池泊则恢复曲江旧名。曲江从秦之隑洲、汉之宜春、隋之芙蓉，一路走向其最兴盛期的大唐。
唐代的曲江，从文化角度说，是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池为中心，由附近相邻名胜共组的游览胜地，包括曲江池、芙蓉园以及侧邻的大慈恩寺、大雁塔、杏园、乐游原、青龙寺。有湖池有冈原，有园林有寺院，有皇家登临的紫云楼，有文人登高的大雁塔，是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皇族、百官、进士、商人、僧侣、百姓聚集游览的园林和文化胜地。
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驾临芙蓉园，太子李治在此修建了大慈恩寺，从西域归来的玄奘法师在寺内修建了大雁塔。武则天和唐睿宗时，乐游原成为京城又一游览胜地，原上寺庙也改名青龙寺并成为佛教密宗重要寺院。日本空海和尚来长安即在此研习佛法。
唐中宗、睿宗时，开始了春日游幸芙蓉园，且有宠臣、学士侍宴的活动，并一直延至晚唐。皇帝赐宴臣僚，唐时文人多渴盼之，视为恩宠，并多有诗词记述。李峤曾写“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宋之问写有“侍宴瑶池夕，归途茄吹繁”；王维有“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李绅有“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
唐中宗神龙年间，形成了新科进士饮于曲江、宴于杏园及雁塔题名等文化习俗，曲江的文化色彩日益浓厚。尤其是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游幸芙蓉苑与百官宴饮曲江池、进士欢醉杏林园、万民曲池皆若狂等，都达到了鼎盛阶段。曲江也一举成为盛唐长安文化荟萃之地，唐诗长安文脉汇集所在。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风流天子李隆基携宠妃杨玉环登上了芙蓉园里高高的紫云楼。
携妃立玉楼的他，既喜欢南眺南山秦岭的俊秀俏伟，更喜欢北俯城内曲江池畔的万民乐游。
他不知道，他和他“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贵妃，此后也成了历代文人歌咏的“风景”。他俩“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大明宫、华清宫、芙蓉园，既是大唐兴盛的象征，也是后人哀怨的对象。
但也正是这个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在他统治期间，将曲江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疏浚了汉武泉，凿修了黄渠引南山义谷水注入芙蓉园和曲江池，使曲江一带水面大增。同时大兴土木，兴建了大批亭台楼阁。李隆基特许中书、门下、尚书等衙署在曲江池营造楼台亭榭，而在芙蓉园内则修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广厦修廊，连亘屈曲”。
紫云楼高筑于芙蓉园北苑墙上，极大地满足了李隆基喜欢高俯万民的心理。李山甫曾写“南山低对紫云楼，翠影红阴瑞气浮”。为了方便李隆基能随时携嫔带妃到芙蓉园游玩，还专门修建了一道“夹城”：从长安城北的大明宫沿东城墙内侧，向南修了一条和东郭城平行，连通兴庆宫和芙蓉园的复道。夹城的宽度、高度皆与东郭城相同，遇城门处则设置蹬道，逾城楼而过。
对此，唐代诗人多有诗词反映，崇尚和讽喻中，都足见开元之盛及明皇本人对芙蓉园之喜爱。
杜甫曾写：“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李贺曾嘲：“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李商隐曾思：“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最著名的当属晚唐杜牧的“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当然，李唐皇帝在自己游幸的同时，也很看重百官同娱和万民同乐。尤其是每逢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三大节庆，皇帝在游幸时，不仅会赐宴百官，还会给臣僚放假并发放赏钱以供欢娱。剧谈录载：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皇室游幸、百官赐宴，推动曲江不断发展成长安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三大节日也于此后越来越成为唐人生活中的盛事。春日踏青、夏日赏荷、秋日登高，一年至少三季游人“多绕曲江头”。
这其中，正逢春时的上巳节最为引人入胜。当此之时，长安百姓会蜂拥而至曲江池畔踏青游春，修禊、赏花、插花、折柳、泛舟、乐舞、秋千。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
生性热闹的唐玄宗此时常携妃游幸芙蓉园，并引领时尚潮流。开元天宝遗事曾载玄宗亲手插花宠妃：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把鲜花插在美女头上能助长女性的娇艳和媚姿，一时插花之风盛于长安。
李山甫诗曰：“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杜牧也有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当时的曲江：桃红柳绿，百花争艳，人流似潮，车马如聚，处处笙歌艳舞，遍地酒宴欢颜，多少王孙公子游逸，多少佳人丽女情长。
唐诗为证：许棠“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刘驾“池边草未干，日照人马来”；赵璜“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章碣“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罗隐“江花江草暖相隈，也向江边把酒杯”；薛能“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
李唐皇室风流多，大唐百姓也开化。尤其是春日踏青之时，最是男女青年碰撞爱情火花之日。先秦时流行的青年男女仲春会于“桑间濮上”的习俗，在唐代开放的环境下也渗透到上巳春游中。男女青年在此一见钟情，回家禀明父母后纳聘成亲者不在少数。更有一些勇敢女子看到喜爱的男子，“爱把长条恼公子，惹他头上海棠花”，用柳枝敲惹对方，以示爱慕兼表心意。
此类故事，唐人多有记载。最让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故事是崔护的“人面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个大唐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风流”的时代。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较韩愈来说，白居易真是少年得志。
不说十九岁时即以“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单以科举来说，白居易是一举中的，还是“十七人中最少年”。而韩老夫子却是个“老补”，补习多年，先后考了四次，最后才在25岁时登了进士。
此后的宦途，韩愈也多有不顺。唐时，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选拔，成功后才授予官职。关试白居易也是一次成功，官授秘书省校书郎。而韩愈就悲催多了，又一连三次不中，只好收拾行装离开长安，转而先去给他人当幕僚谋生。
中进士，对唐代的读书人那可真是“十载寒窗”后的大喜事，后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故事都由此衍生。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读书人登科中进士后的狂喜。
有喜自然要有庆。由此掀起了登科进士曲江游宴活动的高潮，并逐渐演变成：曲江赐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等众多风流雅事，从而赋予了曲江浓厚的风流氛围，曲江在此后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了一个文化名词。
朝廷于曲江赐宴进士，韦述两京新记曰：“唐开元……后以进士每年登科第赐宴曲江。”这种赐宴活动，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到唐末僖宗乾符年间，170余年基本没有中断。
杏园探花，秦中岁时记记载：“春时，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此时之长安，城中公私园林大都向进士开放，为他们提供遍赏名园、选摘名花的便利。张籍曾有诗赞：“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翁承赞有“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徐夤有“须知红杏园中客，终作金銮殿里臣”。
雁塔题名，唐摭言记载：“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唐国史补卷下曰：“既捷，列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所题之名“妙有行列，婉若雁阵”。很快，雁塔题名就等同于金榜题名了。
一举及第的白居易曾很得意地题诗记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来，一些举子甚至考试前要在雁塔题名“进士某某”以博取好彩头，待及第后于名前再加一个“前”字。时人曾有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此后就进入高潮“大宴于曲江亭子”的曲江大会。曲江大会也是一个举国盛游的日子，上至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焉”，下至百官公卿、商人平民，“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此时的曲江，车马填塞，冠盖云集：商人蜂拥而至摆摊设点，兜售商品；长安百姓争相往观，且游且购；公卿贵族携眷观光，乘机挑选东床，物色佳婿。
作为主角的新科进士们，气宇轩昂，风流倜傥，探花题名又酒宴，美馔佳肴歌舞伴。雍裕之曲江池上：“殷勤春在曲江头，全籍群仙占胜游。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归时不醒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风流人物自风流。宴饮之时，进士们将东晋兴起的“曲水流觞”发扬到极致，成就了新的“曲江流饮”。一些进士甚而“癫饮”。开元天宝遗事载：进士郑愚、刘参、王冲等十几人，携妖艳艺伎三五人，于花木繁茂处席草而座，开怀畅饮，且常脱衣除帽，甚至于赤裸、狂笑、斗酒、喧呼，自称作“癫饮”。
曲江大会之盛，屡见于唐人记载及进士们自写诗词。白居易第二年还写诗追记：“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尊前劝酒是春风。”
相反，屡试不中的韩愈，在中进士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诗词。可能他不甚喜欢让他屡遭磨难的科举。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曲江的喜爱，否则也就写不出“曲江水满花千树”这样的佳句。
唐朝的文人啊，没有不喜欢曲江的。“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的曲江，是和唐诗同起共兴的文化高地，曲江给了诗人无穷的创作灵感，唐诗则让曲江此后一直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文化胜地。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韩愈老夫子一开始是压根就瞧不上白居易的。
最终艰苦奋斗成文坛领袖的韩愈，听说白居易也号称学杜甫，很不以为然。他心里暗想：你那些写给不识字老婆婆的诗也敢说学杜甫？此外，李白也是韩愈推崇的对象，但却遭到了白居易好友元稹的非议，这让韩愈很长时间都对元白二人无好感。
虽然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很流行，但在韩愈看来，流行的不一定好，不就是些“老妪能解”的大白话歌谣嘛！于是针对元白二人不客气地写诗讽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让白居易百口难辩。
韩愈和白居易争学杜甫，足以说明杜甫的影响之大。同样的，在唐代众多写曲江的诗词中，杜诗也从一开始就引领了风骚。
长安十年，杜甫常居于曲江南的少陵原畔，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虽然此时的唐王朝，开元盛世繁华渐谢，天宝危机已露端倪，而他本人也常生计无着、穷困落魄，但他依然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四处奔走。
他常常往来于曲江一带，甚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他的曲江诗，在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讽刺讥喻的同时，时见绝美佳句，有的甚至字字珠玑。
曲江对酒中有个灵动画面：“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二首中他语出神奇、画感十足、动感万分：“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他在讽刺“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同时，却又写出脍炙人口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一次行游曲江时，杜甫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同登大雁塔，因五人都有佳作而成千古佳话。其中岑参写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则落笔时代，感慨时政，意蕴最厚：“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样的杜甫，让韩愈和白居易都推崇备至。不过二人经历不同、文风不同，对宦海浮沉心态不同，当时的文学主张也有差异。
幸亏诗人张籍！就是曾写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张籍。他和韩白二人都是好友，且知道是韩愈错怪了白，于是白居易一有新诗写出，他立马就拿给韩愈看。韩愈后来就越看越欣赏了，也有了缓和矛盾并多交往的念头。
但自己毕竟写诗骂过人家，他又不便屈身，于是就写了一首诗让张籍带给白先试探：“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白居易一看就明白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首回诗：“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意思是有您韩吏部吹来的春风，咱俩之间还能有什么“冰”啊！两位大文豪在朋友的帮助下最终“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
第二年春天，当岸畔多柳的曲江池又“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时，韩愈通过张籍向白居易发出了同游曲江之邀。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韩愈把“约会”地点选在曲江是很自然的。
唐代文人有邀约同游曲江池的“文俗”，留下了很多邀游唱和诗。韩愈和张籍之间，张籍和白居易之间都常诗邀诗答。
虽然在科举中屡试不进，但韩愈在长安“复读”时就常和朋友在曲江游吟。此后无论是官居长安还是贬职他乡，曲江都是他常游常忆之所。除了“曲江水满花千树”，他还写有“曲江荷花盖十里”“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等佳句。
至于白居易，那就更是个“曲江通”了，30多首曲江诗词明证了他是多么喜欢曲江，既有“独行独语曲江头”，更有同游同醉同联句。
太和二年，白居易与刘禹锡、崔群、李绛四位诗人分离多年后重聚曲江。他们一时兴起，各吟诗一句，联成一首七律：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崔群）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李绛）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白居易）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刘禹锡）
白居易与“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的挚友元稹，还有一段佳话：元和四年春，元稹被朝廷派往东川。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诗人李杓直同游曲江。他心里默念着元稹并作诗一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多天后，梁州信使带来了元稹的信：“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白在曲江想念元并且算他到梁州时，元稹在梁州正梦见和白等同游。
曲江，留下了太多唐人的逸闻趣事。但中唐时的唐朝已经过了顶峰。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之后，唐朝国势日微，曲江和唐诗也一起下滑衰落。
“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来了。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他，经历了晚唐六朝更替，凄美的诗句中更多的是怅惘和哀伤。
他在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经常“向晚意不适”的他，常常独自“驱车登古原”：“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夕阳晚照的晚唐，曲江池盛景逐渐衰落，连池水都逐渐缩小。
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宫室房屋，木料“浮渭河而下”，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曲江也不例外，当年竟泉水自竭。至北宋时，曲江已全部开垦种植，成为农田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如今的西安，曲江再次迎来了“天文同丽日”。2003年，西安市成立了“曲江新区”，曲江驶上发展快车道。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等标志性景区相继建成开放。
目前的曲江新区，已是陕西省、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承载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文化、旅游集散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区域。
2020年4月22日傍晚，总书记来到曲江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与市民百姓互动。当晚的曲江，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大唐盛景和现代景致交相辉映。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为什么爽约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下雨了，率性的白居易觉得雨天不好玩，就没有去，但最真实的理由还在他随后的回诗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意思是：我家小院子里的红樱树正逢花时，随便绕一圈就是很好的春游啦。您老人家现在正当红，吹捧您的人太多，我可不想在这时候去凑热闹，跟随在您的鞍马后，冲泥又踏雨的。
这个白二十二舍人，可真够率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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